提前一个月放片！《三大队》凭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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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阿K
历时12年，跨越千里的漫漫追凶路， “三大队”的故事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，甚至属于“编剧都不敢这么编”的那一类。
导演戴墨也曾坦言，自己质疑过现实中是否真的有如此执着的人，但了解到“真实案件”后不仅打消了顾虑，更坚定了想将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的愿望。
“唯真不破”也成为整部电影最鲜明的底色，贯穿创作的全过程。
剧本阶段，团队向一线刑警取经，用真实的细节丰满人物；摄影方面，大胆启用1.85:1的非常规画幅，力求真实纪录感；
在妆造上，除特效老年妆外，保留了演员最真实的状态；灯光方面，影片也以自然光效为主，打造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；在场景方面，则通过种种真实陈设和道具，展现十多年的时代跨度。
种种这些都让《三大队》展现出，与陈思诚监制+戴墨导演组合之前作品风格化、高概念不同的浓烈现实主义质感。
犯罪片作为类型片的一种，往往以案件为主要驱动力，警察容易沦为“工具人”或“背景板”。
但《三大队》反其道而行之，将一个个鲜活的“小人物”推到台前，置于聚光灯下，形成了最真实鲜活的警察群像。
原著作为纪实文学，通篇以旁观者的口吻回忆和叙述，缺少对人物性格的描摹或追凶艰难的细节刻画，三大队的其他成员更是语焉不详、面目模糊的。
而电影剧本的巧妙之处正在于以原著案件为骨架，用生动的人物增添血与肉，共同构成了有机的整体。
这里就不得不提编剧张冀，曾创作过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一点就到家》《夺冠》等作品，荣获金鸡、华表、百花多项大奖，此番他也再度将自己擅长的现实主义风格和群像刻画融入《三大队》的创作中。
无论是张译饰演的队长程兵，还是魏晨、曹炳琨、王骁、张子贤、杨新鸣塑造的队员们都有着丰满的背景故事和独一无二的个性色彩。
从意气风发到失意落魄，命运巨变前后的反差面貌也被这群实力派演员诠释得入木三分，整部戏堪称“演技大赏”。
张译此前出演过无数的警察角色，却每次都能演出不同的味道，这一次的程兵也不例外。
他紧紧抓住人物身上的“轴”，从曾经的意气风发到狱中的不卑不亢，再到千里追凶时的坚忍执拗，时间的痕迹和人物的弧度都浓缩在一举一动尤其是眼神里。
张译每每塑造身世坎坷的草根小人物，总有直戳人心的力量，也让程兵成为整部戏的灵魂所在。
其他几位配角的表演同样可圈可点。魏晨演出了青年警察经历人生变故前后的状态变化，展现出此前未见的表演层次。
演技派凑在一起，总能产生1+1>2的化学反应，几场群戏也成为全片的高光段落。
戏里戏外的“兄弟情深”让几位主演之间有一种天生的默契，很多时候都让人分不清究竟是演戏，还是现实。
就像张子贤说的：“看到剧本，就感觉这些故事已经发生过一遍了”。
“如果我是程兵，我做不到像他这样。”在采访中，聊到人物的选择，张译坦率地表示。
的确，耗费人生最宝贵的12年，去做一件很可能没有结果的事，这不是“常人”的选择。
我们常常被教育要“享受当下”，而程兵却偏偏是一直活在过去的人。
一路上，有人质疑他：你不是警察了，为什么还要做警察的事？
也有人心疼他：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人该往前看！
或是如曹炳琨饰演的好兄弟蔡彬，一语点破他的症结：“我执，是痛苦的根源。”
没错，这是“执念”，从看到那个跟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女孩惨死在家中的雨夜，他就把责任背在了身上，无论穿不穿警服，追凶不成，不止不休。
但这也是“选择”，在无数条路中，程兵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，决意用一腔孤勇与命运掰一掰手腕。
幸运的是，他的身边并不孤独，还有一群肝胆相照的好兄弟。
他们也许不够程兵执着，却同样有着朴素的一腔热血。
但成年人的世界里从来没有“容易”二字，他们不仅是警察，也是丈夫、儿子和父亲，在破案之外都有自己的顾虑和背负。
在生活的责任、兄弟的情义、心中的正义之间，在“向前走”和“回头看”之间，如何选择，是摆在主人公面前，也是抛给每一个观众的难题。
就像导演所说，影片讲述的是关于命运和选择的故事。
不评价选择的对与错，只展现背后的艰难，让每个人感同身受，这正是《三大队》最成功的地方。
特别是三大队出狱后首次重聚，在大排档一醉方休的那场群戏。
酒过三巡，兄弟们一起唱起那首熟悉的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：
“历尽苦难痴心不改/少年壮志不言愁/金色盾牌/热血铸就”
满眼还是彼此曾经意气风发的模样，现实却早已物是人非、一地鸡毛。
十年饮冰、热血难凉，个中滋味，难以言说。
都汇成电影里那句台词，“人这辈子，谁能说清楚啊！”
不止写案件，更写人生，不止写追凶，更写选择。
个人的命运和激荡的时代撞了个满怀，便形成了《三大队》最动人的底色。
关于如何处理结尾那句最重要台词：“报告局长，三大队任务完成了！”张译和导演设想了无数种方式，最终选择了克制却余韵悠长的那一种。
大案已破，英雄归于人海，而命运的齿轮终将转动不停。